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小黄人游戏-樟木头新闻
点击关闭

精神-写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去攀登珠峰-樟木头新闻

  • 时间:

雪莉遗作暂停制作

阿來坦言,他此前並沒有想過要寫登山題材的作品,只是想去了解登山、了解登山的人,了解過去和現在的人攀登珠峰到底是為了什麼。「登峰是用身體去感觸自然界的偉大,感觸自己人格與意志的升華。攀登的過程既是認知自然、征服自然的過程,更是自我意識覺醒、提升、加強和建立的過程,要接受身體與意志雙重極限的考驗。」

圖:阿來致香港讀者朋友「記錄攀登者,彰顯探索精神」

今年國慶期間,根據中國登山隊這兩次登頂珠峰的歷史事實改編的電影《攀登者》熱映,同名文學劇本也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該片編劇、四川省作協主席阿來近日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時表示:「我寫攀登者就是寫精神,寫中國人為什麼一定要去攀登珠峰。正是人的意志、國家的意志,讓登頂珠峰這件在當年看來幾乎不可能的事情最後變為可能。」

宜將眼光放得更廣闊阿來有個習慣,完成每一部作品后都不會再看,對《攀登者》也是如此。「不會去看電影,文字改定后也不會再看。老往回看幹什麼,藝術創作需要往前走。寫完一個東西后需要的是不斷忘記它,只有忘記才能進入下一個創作。」

「只有貢布年輕時身體好,沒留下傷,到現在都還很好。」阿來說,就在採訪后一年多時間里,潘多、王富洲、屈銀華、劉連滿都相繼去世。「一九六〇年登頂珠峰的隊員里,就只有貢布了。」

兩周完成劇本創作儘管出生在藏區,從二十多歲就開始登山,但真正開始攀登珠峰時,阿來才知道並不是那麼容易。「幾步一喘、胸口發悶、頭疼想吐,走了七、八個小時,才爬了六百米,而且晚上睡不着覺,大概就剛到雪線,接近六千米的地方。」

在《攀登者》的最後一頁,阿來記下了這兩個時間:「二〇一八年十月二十日晚上十點起筆于青藏高原仙乃日、央邁勇和夏洛多傑三座雪山下;二〇一八年十一月二日早晨六時成稿于阿爾及爾。」

十五年後的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十四時三十分,中國登山隊的「九勇士」再次從珠峰北坡成功登頂,在珠峰頂無氧環境下工作、停留七十分鐘。通過登山隊員的精確測量,珠峰有了8848.13米的「標準身高」,並得到世界登山界和科學界的承認與引用。\大公報記者 向 芸 文、圖

為了更好地體驗登高,阿來甚至還背起行囊,自己去了珠峰。「我是二〇一四年冬天去的,站在海拔五千二百米的大本營看珠峰時,並不會覺得山頂有多高。我當時還有個『幻覺』,說不定哪天就登上去了。」

儘管創作時會有一些「束縛感」,但阿來認為自己向讀者表達了大部分想表達的內容。他聽過的故事、見過的登山者,以及自己攀登時的真實可感的感受,都成了《攀登者》中的脈絡和素材。「書中很多細節都是真實的,各種登山經驗、技巧和登山工具的使用也有涉及。」

阿來認為,每個作家出生成長的地方,既是最熟悉的,也是永遠有情感聯繫的,往往成為其書寫最多的地方。「香港作家熟悉、書寫香港,但香港面積有限,香港作家是不是能建立一個更廣闊的眼光,書寫熟悉的地方,關注人類普遍性的東西。」

圖:在以汶川大地震為主題的長篇小說《雲中記》上,阿來為香港讀者朋友題寫「愛與感恩,講好中國故事」

其實在見他們之前,阿來已經通過史料、新聞報道、旁人回憶等,熟知了其故事,「但我還是想見一見他們,看看他們的音容笑貌、語言方式和習慣性格,這樣可以讓文字中每個人都不一樣,也更生動。」

一方面是西方探險家以科學、專業、理性的方式展開各種探險,另一方面是中國人對周邊環境、國土情況缺乏探索精神和科學認知,這兩種情感的交織和反差,給阿來帶來極大的刺激。「後來終於看到中國人登頂珠峰,我就想着一定要去看看這些登過珠峰的人。」

與登頂珠峰親歷者長談阿來笑稱,對《攀登者》的創作,並不是意料中的安排。「我讀過斯坦因、伯希和、普爾熱瓦爾斯基等探險家的作品,心裏有一個大問號不斷出現:為什麼西方探險家到中國探險如入無人之境?中國的探險家在哪裡?」

阿來認為,演員的選定和角色的分配,也會對創作產生一些影響。「每個演員都有自己的特點,你會考慮,這個人物他能不能演成這樣,這些話由他說出來是不是合適,有時會失去創作中的自由和樂趣。」

在阿來看來,不管是自然也好,生命也好,都充滿一種自然神性。「地球四十六億年來的不斷運動,造就了大海、高山、陸地、平川,珠穆朗瑪峰也是在這個過程中滄海變高山。人就是在種種變遷、災難和限制下,不斷進化、不斷抗爭,才成為了人。這種不屈的抗爭精神就是人的屬性。」

在《攀登者》原作里,阿來用了文學的典型化方式,把很多人的經歷往幾個角色身上集中,對兩段登山史進行了交錯閃回。「沒有任何一個人是百分之百地按照原來他們那個樣子寫的。」

當時給他的時間很短,加上預先已經安排了訪問,阿來創作基本都是在路上。「我在阿爾及利亞訪問,剛好有時差,凌晨三點醒來后就趕緊開始寫,九點開始正常訪問,只用了不到兩周就完成。」

「雖然只有三個人登頂了,我還是叫他們『六〇登頂四人組』。如果不是劉連滿搭人梯,把屈銀華扛上第二台階,那次登頂是很難成功的。」回憶起當年的採訪,阿來的語調緩慢下來,還會不時沉默幾秒。「第二台階大概有五到七米高,劉連滿把他拱了上去。登山靴底有鐵釘,屈銀華就把鞋子脫了,踩到劉連滿肩膀爬上去。」

掃描二維碼,觀看更多阿來專訪視頻

這樣的細節,阿來在《攀登者》原作中這樣呈現:「曲松林有些自嘲地看看自己的右腳,那隻鞋子因為常年有半截空着,前部明顯地癟下去了……」

正是因為大量素材的積累和切身的體驗,阿來在二〇一八年國慶節前接到了劇本創作邀約,並很快完成了萬字提綱。

一九八二年開始詩歌創作,八十年代中後期轉向小說創作。二〇〇〇年,第一部長篇小說《塵埃落定》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成為茅盾文學獎史上最年輕獲獎者,也是該獎項首位得獎藏族作家。二〇一八年,作品《蘑菇圈》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中篇小說獎,成為四川文學史上首位獲得茅盾獎、魯迅獎的「雙冠王」。

但他會回到書寫的地方再走一遍。「創作《攀登者》前,我原本是打算到《雲中記》里書寫的地方去走一走的。」

话你知

同時,他還有以汶川大地震為主題的長篇小說《雲中記》,以及詩集《梭磨河》,小說集《舊年的血跡》、《月光下的銀匠》、《遙遠的溫泉》,小說《空山》、《格薩爾王》、《瞻對》,散文《大地的階梯》等作品。

「我經常跟當年登山隊的隊員握手,一開始會一驚,後來我有點習慣了。」阿來邊說邊用手比畫,「當年一伸手,手裡很可能是空的。王富洲截了兩個指頭,劉連滿只有半截手掌;屈銀華的手倒是好的,但當年腳在山上暴露十多分鐘,代價就是半個腳掌沒了,全是在山上凍壞的。」

阿來此前曾拒絕了多次編寫劇本的邀請,在他看來,劇本創作與文學創作有較大區別。「小說可以有很多心理描寫,而電影只能讓演員用動作、語言、表情來表達內心活動,會妨礙創作。同時,劇本創作難免會有更複雜的考量,要考慮投資方、製片方、導演組等的想法,以及拍攝過程中的變化。」

作為喜馬拉雅山脈的主峰,巍峨陡險的珠穆朗瑪峰位於中國與尼泊爾的交界處,被世人稱為與人跡罕至的南極、北極同列的「第三極」,尤其是其北坡,難以想像的極度嚴寒,特大的高空風,巨大的冰崩、雪崩和崢嶸的岩壁,都對登山者存在着極大的威脅。從一九二一至一九三八年,外國登山隊嘗試從珠峰北坡攀登了七次,均以失敗告終。

從二〇一四年開始,阿來先後見到了一九六〇年登頂珠峰的王富洲、屈銀華、劉連滿、貢布,一九七五年的中國登山隊副隊長、世界上第一個從北坡登上珠峰的女性潘多,以及當年登頂的幾十位親歷者和西藏登山學校的登山者。

兩次登頂具有雙重意義「春天來到。在南亞次大陸過冬的蓑羽鶴飛行向北回返青藏高原的路線上。它們排開整齊有序的陣形在連綿起伏的喜馬拉雅山區的雪峰之上飛翔。在它們前方,喜馬拉雅山脈的最高峰珠穆朗瑪巍然聳立,橫亘在天際線上。」在《攀登者》原作中,阿來就這樣讓珠穆朗瑪峰隨着一群候鳥的飛翔,闖入了讀者的視野。

除了到各地遊歷體驗生活,阿來還會通過閱讀來積累經驗。「讀書是不斷解決各種認知問題的過程,在不同的生命階段,我們可以通過閱讀解決一些普遍性問題的困惑。從寫作上來講,作家在不同階段也會遇到不同的技術性、認知性問題,我不斷閱讀、揣摩,當問題解決后就需要離開。寫作總是不斷親近、又不斷離開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才能證明你在不斷進步。」

阿來認為,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登頂珠峰的意義,既在於提倡體育精神,更在於中國主權:「因為體育是國家精神的張揚,就像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需要女排精神一樣。同時,這也是我們首次用科學的方式對待山川河流,對珠峰地區的地理材料、氣象材料等進行全面的科學考察,跟今天登山作為戶外體育運動是完全是不同的。」

在阿來看來,中國登山隊一九六〇年和一九七五年的兩次登頂,具有「雙重意義」,而這正是激發他關注攀登珠峰這一題材的重要原因。「當年中國在西藏邊界上與周邊地區都有主張,但大家坐下來談判時,別人拿出詳細的地圖及氣候、地理等各種資料,我們卻只有一個說法,都沒有對珠峰的科學認知。」阿來說,正是在這樣複雜的社會背景下,儘管當時國家極其困難,很多人飯都吃不飽,西藏還在平叛,卻依然有了兩次登頂珠峰的壯舉。

「我相信,在阿來那裡,寫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聽憑機緣的發生,機緣到來時,故事自然會從某個人的意識中探出頭來,在世間流傳。」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曾這樣形容阿來的寫作。

圖:阿來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阿來,藏族,作家,四川省作協主席,曾任《科幻世界》雜誌主編、總編及社長。

圖:電影《攀登者》同名文學劇本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凌晨,珠穆朗瑪峰頂,藉助微弱的星光和雪光,中國登山隊員王富洲摸索着掏出一本筆記本,在上面寫道:「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峰。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五日四時二十分」。遺憾的是,由於是「暗夜行軍」,王富洲等未能拍下人類歷史上首次從北坡登頂珠峰的影像資料。

今日关键词:华为5G随行WiFi